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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忽视的1935年:王明与《八一宣言

发布日期:2022-04-06 02:08   来源:未知   阅读: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在记述到1935年8月时写道:“八月一日,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这个宣言对推动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

  这里说的是在中共党史上其实至关重要的《八一宣言》。此前此后的其他一些有关著作,要么把《八一宣言》一笔勾销,根本不提;要么含含糊糊地把《八一宣言》的发布者说成“中共中央”,让人误以为是那时尚在毛儿盖一带狼奔豕突的等人发布了这个宣言。比起此类著作,这本《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对历史的态度无疑更忠实些。但与《八一宣言》本身的重要性相比,这样的记述却又是过于简略的。比起《八一宣言》对中共大业所起的作用,这样的评价也是太低调、太保守的。

  1936年秋,陈伯达、艾思奇、何干之等一群中共理论家,在思想文化界发起了一场“新启蒙运动”。这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件大事,但《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对此忽略了。

  这里之所以把《八一宣言》和“新启蒙运动”并举,不仅因为二者同被冷落、埋没,更因为二者有着内在的因果关系。

  在1931年1月7日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久又成为政治局常委。虽然向忠发名义上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但在共产国际力挺下,王明实际上掌握了中共的最高领导权。1931年6月22日,向忠发被捕。同顾顺章一样,向忠发被捕后立即叛变。尽管向忠发曾跪地求饶,但还是立即将其处决。

  向忠发的被捕和被杀,使王明更加名正言顺地挥舞中共最高指挥棒,但处境的危险却又使王明不能尽情享受挥舞最高权杖的快感。“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王明决定离开中国,重返莫斯科。当年王明团伙成员之一的盛岳(盛忠亮)后来有这样的追述:“他(王明)就像惊弓之鸟,很少在中央的会议上露面,不敢住旅馆、公寓甚至单独的私人房屋。他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搬到上海郊区的一座疗养院去住……为了安全,陈绍禹(王明)要租下整个一层楼……中共中央为此支付了一笔可观的租金。陈氏夫妇搬进疗养院后,足不出户,实际上成了隐士。陈绍禹事无大小,全都交给康生、陈云去办。由于缺少得力领导,中共的工作实际上陷于停顿……陈害怕再留在上海,在一九三一年七、八月间辞去了中央总书记。他被任命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回到了莫斯科,直到一九三七年才去延安。”(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盛岳的回忆多少有些误差。王明夫妇,还有吴克坚、卢镜如,于1931年10月18日离开上海,11月7日到达莫斯科。王明到达莫斯科后,重建了以他为团长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有康生、杨松(吴平)、张浩(林育英)、周和森(高自立)、孔原、梁朴、欧阳生、赵毅敏等。

  到了莫斯科的王明,仍以中共最高领导自居。在苏联期间,他每每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意见、发布宣言,更常常对国内的“中央”发布指示、命令。王明的政治态度本来“左”得吓人,从来奉行的是“左倾关门主义”,到了莫斯科后却渐渐有了变化。这时期,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开始强调被帝国主义侵略国家的,应该与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结成广泛统一战线,以反抗法西斯主义。这使王明头脑中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开始形成。对此,曹仲彬、戴茂林合著的《王明传》有这样的评介:“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新政策提出的历史过程中,以王明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起了积极作用。身处莫斯科的特殊环境,使中共代表团能够及时掌握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远离国内枪炮轰鸣的撕(厮)杀战场,也使中共代表团能够冷静下来,认识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和民族矛盾的发展,逐步反省过去的政策和主张……”应该说,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是王明政治态度转变的根本原因,甚至是唯一原因。但“态度”的转变,并不意味着“思想”的转变。说远离国内的环境使王明冷静地思考国内问题从而“思想”发生变化,恐怕并不合实情。其实王明从来是只有“态度”而没有“思想”的。他唯共产国际马首是瞻。由斯大林所掌控的共产国际要王明“左”,王明决不会偏“右”半分;令王明“右”,王明决不会偏“左”毫厘。所以,应该把王明“态度”的转变,完全视作对共产国际政策的响应。

  1933年1月1日,日军进犯山海关,中国守军何柱国部奋起抵抗,安德馨营300人壮烈牺牲,长城抗战由此拉开序幕。1月3日,山海关沦陷。1月17日,王明起草了“一 ·一七宣言”,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发布。《宣言》虽仍称呼“军阀”,但提倡“联合”,政治态度已有巨大转变,应该说是《八一宣言》的雏形。1933年1月26日,以王明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了《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简称“一·二六指示信”),对满洲各级党部和全体党员提出了在满洲建立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的要求。这期间,王明、康生还几次联名致信国内的临时中央,信中都谈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在王明以个人名义发表的文章中,也总强调这一问题。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决议指出:“在中国,必须扩大苏维埃运动和加强红军的战斗力,同时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人民反帝运动……苏维埃应成为联合全国人民进行解放斗争的中心。”

  王明在1934年就参加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筹备委员会,对共产国际在策略上的重大转变早有所知。他也早就根据这一新政策对国内临时中央和东北各级党部发号施令。在共产国际“七大”召开前夕,王明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在经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审阅认可后,8月1日,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八一宣言》写道:

  今当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从1927年开始,与拼杀了近10年,如今突然以“兄弟”相称,表示愿“亲密携手”,确实给人以石破天惊之感。

  《八一宣言》发表后,王明开始积极与方面接触,国共第二次“合作”进入实质性的谈判阶段。可以说,是《八一宣言》使得国共第二次“合作”成为可能。杨奎松在《的“联共”与“”》中这样说到《八一宣言》发表时的国内局势:“就军事力量对比而言,1935年秋冬至1936年秋冬,可谓占尽先机和优势。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成功地实现了统一中国的梦想。包括过去偏远的西南各省,以及长期与南京对立的两广势力,几乎都被中央化了。而中共领导的红军,也一度被赶到甘北一隅之地,陷入极度危险之中,随时有被消灭的可能。”使得中共全面而彻底地解脱离危机的,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抗战八年,中共及其军队迅速壮大,终于在日本投降后仅用三年时间即击败,夺取大陆政权。没有《八一宣言》中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就没有国共的“第二次合作”,而没有斯大林所掌控的共产国际,就没有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共必须与再度合作,必须停止与的内战,必须让蒋介石集中力量对付日本,这是斯大林此时对中国问题的基本看法。从根本上说,斯大林才是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缔造者。没有斯大林的旨意,没有对斯大林态度的确认,王明是决不会也决不敢从极左立场来个180度的大转弯的。

  那么,斯大林为什么要迫使中共放弃与的武装对抗,与蒋介石再度合作呢?这完全是从苏联自身的利益出发的。

  斯大林掌控的共产国际,要求各国在自己的国家被希特勒德国所侵犯、侵占时,与包括本国统治者在内的各阶级、各阶层团结合作,共同抵抗法西斯德国。这样做的目的,则是让这些国家更有效更持久地缠住、拖住、咬住希特勒,使希特勒无力进犯苏联,或尽量延缓其犯苏的时间。当希特勒兵临城下时或突破国门后,这些国家的如果仍然在国内大搞阶级斗争、武装暴动,无疑会使本国抵抗希特勒的力量大大减弱,也正中希特勒的下怀。确切地说,斯大林是要让这些国家成为苏联的屏障。

  至于亚洲,日本侵占东北后,斯大林就认为日本将以中国东北为跳板,进犯苏联。七七事变后,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的战争。斯大林这时担心的,是日本一旦在中国全境站稳脚跟,就会抽出身来,与德国从两面同时向苏联进攻,使苏联不得不两面作战,后果不堪设想。因此,让日本在中国陷入泥潭,让中日长期处于胶着状态从而使得日本不可能抽身向苏,是斯大林考虑中国问题时的基本原则。斯大林当然会认为,在中国,有可能缠住、拖住、咬住日本的,是蒋介石、。而如果继续与武装对抗、国共之间继续内战下去,就可能使得中国无法抱住日本的双腿。因此,为了苏联的利益,中共必须停止与的武装对立,必须与再度合作,必须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服从蒋介石的指挥。

  目前出版的几种王明传记,在叙述《八一宣言》的问世时,都谈及了斯大林当时的动机。而抗战时期曾任苏联驻华武官和蒋介石军事顾问的崔可夫,晚年也在回忆录《在华使命》中,言及来华前斯大林这样向他交代任务:“你的任务,我们驻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面作战。”(崔可夫《在华使命》,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斯大林要求中共尽最大可能与合作,并尽量避免与发生摩擦。但他对等人能否忠实执行这一指示并不放心,于是派王明回国,担负实地监督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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